來源 | 格隆匯APP（ID：hkstocks）
數據支持 | 勾股大數據
近日，發生了一件大事。
當然，我們大部分人都是毫不知情的，不過卻切切實實關系到了每一個人的生活，那就是——攜號轉網。工信部和國資委發布通告，明令禁止電信企業限制老用戶選擇新套餐等行為，要求電信企業減少在售套餐數量，鼓勵電信企業在部分地區開展“業務單價+使用折扣”階梯定價資費試點，嚴禁限制老用戶選擇新套餐等行為。
攜號轉網，已經越來越近了，也被視為國內三大電信運營商新一輪的格局重塑，是推動電信運營商市場競爭的終極王牌。
但是我們要知道，它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鮮事，從2006年被提出就一直吊著用戶的胃口，它真的有如此美好嗎？
1. 電信運營商的壟斷
首先，我們要從19年前的那個春天講起。
2000年3月，浙江杭州出現了一出鬧劇。這一年，浙江大學的107位教授聯名致信政府和媒體，對電信公司的一項收費制度提出了投訴。
事件的起因很簡單，這些教授認為電信局在亂收費。長期以來，有很多打通但沒人接聽的電話，都是響了幾聲之后就自己掛斷的，卻被電信局收了費，也就是說，只要振鈴了就收取費用。這些教授們希望，對于這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錢，電信局必須給一個明確的說法。
107位教授顯然是有備而來，他們提供了厚厚一疊話費清單，在一張共有50次長途通話記錄的清單上，短于30秒的通話情況共出現5次，還有一頁明細單，23個電話中“超短時長話”出現了10次，這些細心的教授們還專門做了一個測試，他們多次撥打了“振鈴”但其實并未接通的長途電話，結果在電信局打印的長話明細單上都被收了費。
這相當于什么？
在當時，杭州有200多萬電話用戶，如果每一臺電話打一次這種沒有接聽的長途電話，那么被收取了被收取的振鈴費便達120萬元，一年就是1000多萬元，實際上每年遇到的這種情況顯然不只是一次，電信局依靠這種概念模糊的振鈴費，每年攥取大量的收入。
針對此時，杭州電信局跟12名教授代表進行了一次對話，他們的說辭比較委婉，解釋道：“造成這種現象的，有可能是對方線路上有傳真機、錄音電話、服務器等，也可能是對方手滑，電話剛拿起就掉了，杭州電信沒有任何責任。”
教授們很驚訝，他們中有計算機專家，有自動控制專家，也有通信系統專家，從技術層面上來說，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是“手滑”這種結論，很明顯是在蔑視他們的智商。
與此同時，電信的另一種收費制度也遭到了質疑，根據當時電信的收費規定，消費者撥打電話，不足3分鐘的都要按照3分鐘來繳費，有人計算了一下，電信公司每年從這一項費用里，就能多收266億元費用。這一數字有多大呢？貴州省會貴陽市1999年的GDP是265億元，長沙的GDP是580億，西安是570億。
實際上，這一數字只是冰山一角，高昂的固話初裝費、價格奇高的長途通話費……根據中國電信1999年的財報，實現收入2295億元，年度增長25%！
是什么原因讓中國電信如此暴利？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壟斷。
壟斷帶來的收益讓整個電信局成了一塊香餑餑，就像是一個高效率的印鈔機，它揮舞著大棒，霸道而無禮的宣告它的統治地位，廣大消費者們只能眼睜睜看著而不能反抗，甚至得不到一點解釋。
強大的輿論壓力洶涌而至，電信部門迫不得已決定召開一次資費聽證會，為此中央電視臺還大張旗鼓地進行了專門的拍攝播出，在媒體緊追不休的提問下，電信官員不耐煩的回答一句：“實在沒精力向大家解釋調整詳情。”
就這樣，對中國電信野蠻盤剝的控訴，在引起一陣軒然大波后，最終還是不了了之。
而在移動電話上，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兩大運營商的移動通信費也一直居高不下，1分鐘0.5元、1分鐘1元的現象比比皆是。
2004年，中國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總數突破5億多用戶，電信企業僅“月租費”一項，一年就輕松獲利超過2000億元，多年以來的固話、移動電話“月租費”相加之和，應有5萬億元之巨。
與此同時，“漫游費”和“長途費”成為另一個焦點，對電信常識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手機漫游的成本實際上幾乎為零，但是在2005年，中國移動漫游費收入大約為490億元，占了其利潤的一半以上。
相比較而言，美國電信業實行全網同價，不但沒有漫游費，連國內長途費都沒有。從美國打越洋電話到中國，每分鐘只要1.67美分，約合0.13元人民幣，而從中國打過去則需每分鐘8元人民幣，相差60多倍。
這一系列的現象，其實背后折射的都是同一個邏輯，壟斷帶來了效益，但同時也帶來了劣質的服務，電信運營商作為一個服務業，本該以用戶為主，壟斷和缺少對手，讓這些電信運營商呆在了舒適區，難以自拔。
與此同時，電信行業巨大的投入，與技術似乎沒多大聯系。
2. 壟斷領域的競爭
壟斷造成的盤剝，最后還是靠市場競爭來推動的。
2000年12月，為了扶持日漸衰落的鐵路交通部門，中國鐵通成立，被特許開展固定電話通信業務，鐵通一出手，就是凌厲的殺招，直撲中國電信的命門——初裝費。
在過去幾年里，電話初裝費一直是電信公司利潤最穩定和豐厚的一塊，在各方呼吁下，這筆費用從5500元降到了1250元，然后再也不肯往下降，中國鐵通一沖上來，直接宣布電話初裝費為600元，無奈之下中國電信只能是宣布取消初裝費，鐵通分一杯壟斷羹的算盤落空，反倒意外給了全中國消費者實惠。
這是打響競爭的第一槍，也是從此之后，各大電信運營商之間，才出現了價格戰。
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迎來了移動通信的高速發展，GSM和CDMA相繼問世，一大堆通訊企業如愛立信和諾基亞等，都相繼崛起。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手機在中國迅速普及，移動通信產業空前興旺。
由于中國電信沒有移動業務的牌照，只能從事固定電話業務，眼看著其他兩大運營商賺得盆滿缽滿。
一個叫做吳鷹的留美中國學生，敏銳的發現了一個大商機，把一項由日本人發明的PHS（流動市話）無線技術引入了中國。
這種技術，就是后面我們常說的“小靈通技術”，可利用已有的固定電話網、以無線接入的方式提供無線通信服務，它最大的弱點是信號很差，有時候在住房內甚至收聽不暢，在發明地日本，這是一個被放棄的邊緣性技術。
眼饞的中國電信，自然是不愿意放過這樣一個好機會，借由這一技術，中國電信繞過了牌照難關，曲線進入電信市場。
吳鷹成立了UT斯達康公司，并且成了PHS項目的設備供應商，他為這款手機起名叫“小靈通”，推出的通話費十分低廉。1997年12月，第一個“小靈通”無線市話試點在浙江省余杭市開通，通話費是3分鐘0.2元，相比于兩大運營商的1分鐘0.5元，價格相差了7.5倍，而且還不收電話接聽費，這就相當于同樣的一段通話，小靈通和兩大運營商的服務價格相差了10倍以上！
就如同當初中國鐵通的加入逼迫中國電信取消固化安裝費用一樣，小靈通的出現，就像是一條打破了壟斷的鯰魚，僅僅3個月過后，杭州的小靈通用戶數就趕上了移動和聯通用戶的總和，又在整個浙江省掀起了腥風血雨。
2001年前后，除了北京、上海等極少數大城市外，小靈通業務全線開通，用戶超過6000萬，兩大運營商被中國電信的這一法寶，殺得是丟盔棄甲，狼狽不堪。
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生產小靈通的設備供應商UT斯達康獲得驚人的成長，2002年，UT斯達康憑借它達到了260億元的市值，吳鷹成了華爾街的傳奇CEO，更是被評為“中國十大新銳人物”和“2001年中國十大最具人氣企業家”，更為滑稽的是，他依靠這一成就，登上了美國《商業周刊》雜志，被選為拯救亞洲金融危機的“亞洲50位明星”之一。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不能想象，一項邊緣技術竟然意外地在中國引爆了一場壟斷企業之間的電信大戰，一個落后的技術，竟然能在中國造就了一代傳奇。
同樣的道理，也出現在中國的網絡升級時期，中國聯通率先推出3G網絡，直接促成用戶猛增，甚至到了一個大學校園都在用聯通3G網絡的地步，中國國移動率先推出4G網絡之后，移動的用戶數量又再次激增，聯通和電信快速下滑。
這一系列的案例只能說明，習慣了壟斷的電信運營商們進入了舒適區，稍微一點風吹草動就能潰不成兵，等到著急忙慌反應過來時，又只能依靠習慣性的壟斷思維進行防御。
3. 頑疾難改
事實上，這種壟斷思維一直是電信運營商的頑疾，上層改革的思維一直十分清晰。
為了打破僵局，政府曾經對電信部門進行了多次分拆和重組，到2001年，甚至出現了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網通、中國移動、吉通、鐵通和中國衛通等7家運營商組成的分層競爭的格局。
但是，這種分拆和重組并未帶來太大的改變，電信運營商們仍然用壟斷的思維來展開競爭，最后造成的了重大的資源重復與消耗。
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爆發了激烈的價格戰，特別是前兩者之間，在用戶爭奪和價格方面針鋒相對，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群毆事件，根據信息產業部的數據顯示，1998年到2003年的5年內，上報到該部的互聯互通惡性案件達到540起，也就是說每4天發生一起，至少影響到1億人次用戶使用。
2004年，在國資委的主持下，三大電信企業的領導者換崗任職：原中國聯通董事長兼總裁王建宙調任中國移動總經理；原中國移動副總經理王曉初調任中國電信總經理；原中國電信集團副總經理常小兵赴任中國聯通董事長。
國資委對此的解釋是，閃電換位是為了“抑制過去幾年電信運營商之間愈演愈烈的惡性競爭，從而引導電信運營商之間進行理性競爭，提升國有電信運營商的投入回報。
換崗之后，三大電信企業迅速形成新的“寡頭默契”，原本硝煙四起的價格戰偃旗息鼓，“行業秩序”一時井然，各家的贏利也當然大大增加。
事實上，這種惡性競爭比表面所見的更為嚴重，2008年8月27日，中國國家審計署的一份工作報告顯示，2002年至2006年，中國移動、電信、聯通、網通、鐵通5家企業累計投入11235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重復投資問題突出，網絡資源利用率普遍偏低，通信利用率僅為1/3左右。
很明顯，政府引導電信企業良性競爭的想法破裂，惡性競爭這頭怪獸被放了出來，并有愈演愈烈之勢。
而在整個電信領域，舒適區使得電信企業拒絕新技術，歐美全面應用和普及網絡電話和無線寬帶覆蓋技術，大大降低了電信的使用成本，甚至實現免費服務，然而在中國，它們都被拒之門外，此后的2G、3G、4G時代，中國的電信行業都疲于奔命，一步慢，步步慢。
無奈之下，政府只能再次調整方向，繼2003年6月吉通并入中國網通之后，2008年5月，中國鐵通并入中國移動，同年8月，中國衛通的電信業務并入中國電信，正式形成了目前我們大家所知道的三大運營商的格局。
我們應該知道，電信運營商本就是服務提供者，用壟斷的思維做服務，它注定是一種不合理的經營思維，是一條歪路。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什么呢？
進入3G網和4G網時代，三大運營商仍然有了大量的定制機，規定只能用自家的數據網絡，一邊推出各種實惠的套餐吸引新用戶，一邊又推出各種霸王條約，區別限制老用戶更改新套餐，不以用戶體驗來留住客戶，只求自己不比其他兩家運營商差太多。
度過了漫游時代、短信時代、語音時代，三大運營商又開始在GPRS數據流量資費上做文章，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數據流量資費長期居高不下。
這仍然是一種壟斷思維，但是卻又沒有任何辦法，三大巨頭的體量龐大，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即便是攜號轉網在2006年就提出，但實施起來困難重重。
以美國和韓國為例，攜號轉網政策實施四年給美國移動運營商帶來200億美元的成本，光是維護費用每年就在5億美元以上。為了穩定用戶韓國SKT花費了4778億韓元的營銷費用。可以預見，運營商為保有用戶，在維護和營銷方面的費用將會增加，放在中國的這種運營商格局下，不知道又會滋生出什么惡之花。
一直到2015年，電信網絡的緩慢發展，已經成了制約經濟和產業發展的重要阻力，成了產業升級的絆腳石，對網絡帶寬的提升要求日漸迫切，在國家產業升級的大方略之下，提速降費進入了快車道。
4. 結語
2019年4月4日，工信部已經向三大運營商下發文件，要求三大運營商分階段完成攜號轉網工作部署，確保在2019年11月30日前，在全國范圍內正式提供攜號轉網服務。
我們都希望通過以攜號轉網的方式來倒逼整個產業的改革，讓三大電信運營商為了爭奪客戶，豎起價格戰的大旗。
但是，從目前來看，在一些攜號轉網的試點地區，不論是轉網前的資格查詢、轉網中的程序還是轉網后的使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套路”，諸多問題讓用戶在辦理過程中叫苦不迭。
與此同時，5G商用呼之欲出，聯通、移動、電信都紛紛表示，已經與各大手機廠商展開合作，生產自家的5G手機，有了3G和4G合約機的先例，一系列消息無疑是給即將到來的全面攜號轉網政策蒙上了一層陰云。
壟斷思維之下，攜號轉網真的能真正的讓三大運營商進行市場化競爭嗎？會不會繼續是矮子里面挑高個？
未來的走向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所有人都應該明白一個事實，攜號轉網并不是萬靈丹，它也一直不是矛盾所在，提速降費這么多年搞不下來，問題的根本也不在這里，電信運營商在壓力下改革，但從始至終，從未主動給予民眾真正的實惠。
我們的政府也曾經銳意改革，想要打破這一困局，從一開始分拆重組出7家電信運營商，再到將7家電信運營商合為3家，甚至是三大運營商之間互換領導層，但是如果更深層次的問題不解決，恐怕我們并不能希望攜號轉網能帶來美國那樣的實惠。
